印度大选：政治喧嚣中的宗教回归

从世界范围看，人们正在经历着一场世界性的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回归始于上世纪70年代，源于那时世界各地民众对政府信仰的消泯。有学者就曾放言：除非政治家们学会考虑宗教情绪，并且在政体与宗教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否则新的宗教战争或许被是无法避免的。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教派林立、多宗教的国度。不仅世界上各大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在印度均有信徒，而且印度还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起源地。因此，宗教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印度的宗教间“战争”似乎也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尽管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国家，但世俗主义与教派主义之争的幽灵一直在印度古老的土地上徘徊，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起至今始终贯穿印度政治舞台，构成当代印度政治的一条主线。在印度，以国大党为象征的世俗主义受到了不同宗教教派主义的挑战。在独立前，主要受到伊斯兰教教派主义的挑战；独立后，则主要受到印度教教派主义的挑战。

印巴分治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流血冲突，50多万人惨遭杀戮，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主张教派团结和“非暴力”原则的圣雄甘地也被狂热的印度教教派分子杀害。甘地被害后，尼赫鲁总理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取缔了“民族服务团”等极端组织，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仇杀终于平息。 尼赫鲁痛心疾首，指出：“教派主义是因甘地的牺牲而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

但随着“伊斯兰革命” 1978年在伊朗的成功，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同时还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号召“输出伊斯兰革命”。从那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异常活跃，成为世界政治和安全热点的最大产出地。印度在地缘上紧靠着伊斯兰世界，尤其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滋生，并不时向印度渗透，这就从外部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义情绪。而冷战结束后，两大营垒的对抗不复存在，民族和宗教争端成为日益突出的热点问题，这种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也为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印度教徒不仅与穆斯林不和，与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势不两立。1984年10月13日，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其锡克卫兵刺杀，引发全印大规模的印度教徒袭击锡克教徒的骚乱。近年来印度教派冲突规模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宗教政治的复兴在印度此次大选亦是流露无疑。

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最小的孙子、人民党的领袖之一、29岁的沃伦•甘地(Varun Ghandi)在3月16日新闻频道播出的竞选集会录音中恫吓印度1600万穆斯林要在选后“割断他们的喉咙”，并将他们送到巴基斯坦那一边，并将一个信仰穆斯林的对手同恐怖组织头目奥萨马相提并论。沃伦因此3月29日被捕后，他的支持者袭击了警局并破坏了公共财物。然而，沃伦·甘地惊世骇俗的演讲和之后的锒铛入狱也让他名声大噪。

沃伦·甘地是山齐·甘地的儿子。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实行紧急状态时期，山齐曾经是英迪拉·甘地最亲近的支持者和最信任的接班人。然而，在山齐空难身亡后，沃伦的母亲玛尼卡·甘地（Maneka Gandhi）与家族的关系严重恶化。后来，这位已在四任政府中担任过部长之职的玛尼卡与儿子沃伦于2004年2月正式加入了反对派——人民党的行列。。因此，他们均被沃伦的伯母——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及其堂兄、英迪拉•甘地另一个孙子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领导的印度国大党视为异己。尼赫鲁-甘地家族分裂、分属两个不同阵营及其亦是印度政治的教俗之争的重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世俗主义具有不同于西方世俗主义的独特含义，它不是反宗教或非宗教，而是维护宗教平等，促进宗教和谐，反对宗教歧视，保护宗教少数派。与此相对，教派主义则主张宗教沙文主义，强调教派利益，热衷宗教分离，煽动宗教对立，制造宗教不和，奉行宗教歧视。

当前，以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的印度教教派主义成为以印度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世俗主义的主要威胁和对手，二者之间的竞争构成当前印度政治的主要脉络。宗教少数派民众和持有宗教平等观念的印度教徒拥护国大党，而具有大印度教观念的人则拥护印度人民党。

具有浓厚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诞生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的年代，由瓦杰帕伊和阿德瓦尼于1980年创立。1982年该党在印度人民院选举中只有两个席位，印度人民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其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姿态，利用罗摩庙址和清真寺之争大做文章，异军突起，获得印度教选民的支持，首先在北方邦执掌权柄，接着，1998-2004年又在全国组成联合政府。正是印度宗教政治的复兴，让印度人民党得以崛起和地区性政党得以壮大。靠打教派主义牌起家的印度人民党总是不时利用反穆斯林的情绪并承诺保持印度教传统的延续来寻求选票。最新的“沃伦事件”让人民党意识到又一个炒作宗教话题的良机后，人民党高层纷纷前去探视他们的“狱中英雄”。人民党还激烈指责国大党乘机向占印度人口14％的穆斯林少数族裔“邀功”。 为了安抚党内的暴怒的坚定支持者和占印度境内约80%以上人口的印度教徒，人民党候选人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则答应代表沃伦竞选。这表明印度内部的教俗冲突形势依然严峻。

而国大党针对印度人民党的宗教色彩，宣布要建立“广泛的世俗政治联盟”，以此来号召选民和团结中左派政党。历史地说，印度国内的宗教少数派如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则通常是倾向支持国大党。国大党因此成为“大帐篷”政党（a “big tent” party）。

在印度，佛教被当成是挣脱阶层制度枷锁的一种途径，对属于社会最低层的广大贱民尤其有吸引力。在人口最密集的北方州（Uttar Pradesh），依靠佛教徒为势力后盾、贱民支持的社会公民党（Bahujan Samaj Party)，一举2007年夺得州议会403席中的206席，让许多观察家摔破眼镜。贱民出身的女党魁马雅瓦迪·库玛瑞（Mayawati Kumari）出任首席部长。她本人虽未皈依佛教，但生活起居都遵循佛教仪式。她在北方州各地竖立佛教标志，包括花费2亿5000万美元，在佛祖涅槃之地库什纳加兴建一尊150公尺高的铜佛像。在孟买举行的一次皈依仪式，人数竟达5000人之多。研究贱民的学者说，过去十年，已有超过百万名贱民改信佛教。这样，在印度，宗教势力在政治强劲的回归导致了地方政党的崛起。

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在本次大选中胜出，得票率均不会超过50%，大选后还会形成大党与小党共建执政联盟的格局。这就意味着，这场马拉松式的选举过程可能最终带来一个软弱的中央联盟。

由于这些地区性政党代表的是不同宗派、具体种姓、次区域或不同语言群体的利益。这些各式各样的派系所表现出的极大差异性代表着印度不同的声音和各自的看法。这又使得印度联合政府中执政党常常被小党所挟持，从而使得印度的进一步的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印度的改变是缓慢的。但一旦形成了政策共识，它往往是持久的。所以印度的民主制往往被学者们比喻为大象的雄伟步伐——沉重的步态，不愿意转变其方向，但它迈入新道路时，也不容易动摇。

印度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回归，所带来的另一危险是，这些政党可能加剧这个难以控制社会的分裂，而不是在国家整体利益上的集结。其最严重及最恶劣的形式就表现为印度内部的教派冲突，甚至是宗教战争。

不过，这在5年前就早已有了惊人的变化。2004年大选中是由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和意大利后裔的女政治领袖——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获得胜利，正是她让一个锡克教徒辛格在一个穆斯林总统卡拉姆面前，在一个81%民众为印度教徒的国度里宣誓成为总理。仅这一刻，便意味着印度选举所代表的民主的多样性。因此，印度宗教的多样性、种性制度的传统与普遍的选举、印度世俗民主看来并相冲突。

这就是说，尽管印度是个贫穷、有着30多种主要语言，6种主要宗教的国度；尽管克什米尔地区反叛问题已超过二十年；部分东北地区时间甚至更长。毛派反政府武装在印度28个中的17州已经活跃了40年。印度遭遇到的安全威胁足以令任何政府都会找出暂停选举的借口。然而，除1975年在出现紧急状况的主要数月内对民众活动加以限制外，印度从未剥夺人民选择自己统治者的权力。任何血腥的教派暴力和冲突及世界上最大规模民主所导致的喧闹，也从未让印度停止其前进的步伐而瓦解。如此，印度象依然在笨重前行！

（原文发表于2009年5月18日《中国经营报》）